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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
原標題：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履新的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第一次集體活動。中午，新領導班子集體來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下午，又來到浙江嘉興南湖，瞻仰南湖的紅船。在中共
原標題：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
10月31日，中共十九大履新的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第一次集體活動。中午，新領導班子集體來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會址；下午，又來到浙江嘉興南湖，瞻仰南湖的紅船。在中共一大會址，新領導班子集體右拳握拳，高高舉起，重溫入黨誓詞，讓人動容。
中國共產黨這條偉大的歷史航船，雖然歷經風風雨雨，卻一路砥礪前行，從南湖到中南海，從上海到北京，從最初建黨的時50多名黨員的小黨，發展為擁有近9000萬黨員的大黨 。中共一大的會址，無疑是這項偉大事業的原初與起點。十九大閉幕僅僅一周，新領導班子集體就來到這兩個地方，傳遞的信息再明顯不過：這裡是共產黨人初心生長的地方，是共產黨人的精神傢園。
如今的上海，已經發展成為中國的經濟、交通、科技、工業、金融、貿易、會展和航運中心。96年前的上海，是怎樣的一副畫面？建黨之初，上海為何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理想開啟的地方？
中國國傢歷史 今日推送的《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一文中，您或許能夠找到答案。
十九大新晉常委在總書記習近平帶領下，於上海一大會址紀念館重溫入黨誓詞
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裡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 由於這樣開放的氛圍，上海聚集瞭很多進步文化人才，出版瞭很多宣傳共產主義和民主革命的文藝作品。在這個大潮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拓寬瞭眼界、飽讀瞭西方書籍、汲取瞭豐富的營養。
五方雜處，使近代上海社會更具異質性、匿名性和流動性特點。據鄧穎超回憶： 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傢，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瞭不起瞭。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隻要給錢就行。 這說明瞭上海社會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瞭共產黨人的得心應手。
在中國，紅色常被用來象征革命。近代中國紅色資源的形成路徑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根據地式的；第二類是紀念地式的；第三類是半根據地、多紀念地式的，上海的紅色資源即屬此類。那麼，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到底具有怎樣的獨特性？
傳播新思想新文化高地
清末民初的上海，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最大的窗口。無論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先傳到上海，在上海有瞭相當厚實的基礎後，再傳到其他通商口岸和內地。
以馬克思主義傳播來說，1898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1899年，《萬國公報》發表的《大同學》，述及歐洲社會主義流派和馬克思學說。這些是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最早傳播的記錄。
西方新學說、新思想傳播到上海，其數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可能是很難想象的。當時，全國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學說、新思想為主要內容的書籍比例更高。從洋務思想、維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國傳播基地和思想高地。
拿與中國共產黨創立關聯度最高的新文化運動來看，上海既是發動地，也是制高點。《新青年》在滬創辦；個性解放、婦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推行白話文等思潮，在2017新手機上市上海早已發軔或頗有聲勢。五四運動以後，上海進一步成為全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上海《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以男女平等而論，19世紀70年代以後，上海在這方面的學說已有很多。同時，很多婦女在工廠裡工作，隨之而來的是要求放腳，發動天足運動，要求男女平等，進而倡導婚姻自由。以白話文而論，上海晚清時候就出瞭不少白話文報刊和書籍。以批評孔孟之道而論，晚清時期的上海亦相當普遍。特別是，《童子世界》等雜志對於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經達到瞭相當的深度。
相比之下，北京沒有上海這樣的社會基礎和思想文化基礎，沒有這麼多的現代企業，沒有這麼多的婦女在工廠裡工作，也沒有這麼多西洋的東西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於是，當蔡元培、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宣傳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時，就引起瞭尖銳的沖突。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不同地方的知識分子多認可上海在新學說、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領先情況。所以，1920年2017新手機推薦醞釀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時候，上海已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出版事業的主要中心。對此，有人作出瞭這樣的具體描述： 上海是中國社會主義者的活動中心，那裡可以公開從事宣傳活動。那裡有許多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出版300多種出版物(報紙、雜志和書籍)，都帶有社會主義色彩。那裡時而舉行群眾大會。出版的書籍、報紙和雜志，刊登有蘇俄人士，特別是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購買踴躍。
由於這樣開放的文化氛圍，上海聚集瞭很多進步文化人才，出版瞭很多宣傳共產主義和民主革命的文藝作品。從建黨初期的《新青年》《共產黨》、中共早期創辦的日報《熱血日報》《紅旗日報》，到頂著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傳抗日救亡的《大眾生活》，再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報》《文萃》；從馬恩原著譯本、進步讀物《大眾哲學》《西行漫記》《魯迅全集》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到《國際歌》翻譯、《大刀進行曲》與《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無一不在這裡。
民主革命時期，幾乎所有重要的馬恩列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例如，《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資本論》《哲學的貧乏》(許德珩)、《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劉曼)、《馬克思工資勞動與資本》《工資價格及利潤》(朱應會)、《傢庭私有財產及國傢之起源》(李膺楊)、《費爾巴哈論》(彭嘉生)、《自然辯證法》(杜畏之)、《反杜林論》（吳黎平）、《帝國主義論》(劉埜平)，等等。
需要強調的是，上海不是隻出版馬恩列的著作。這一時期，還掀起瞭西方人文社會科學名著的翻譯、出版熱潮。舉凡西方的哲學、經濟、社會、歷史方面的名著和著名的文藝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譯，而且銷路不錯。
位於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舊址
正是在這個大潮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拓寬瞭眼界、飽讀瞭西方書籍、汲取瞭豐富的營養，並經過比較和檢驗，最終選擇瞭馬克思主義。
秘密鬥爭的理想場所
上海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人數最多、最為集中的地方。就紅色資源的社會基礎而言，還可以作三點補充，即城市規模、移民人口與知識分子。
1900年，上海已是超過百萬人口的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一個超大城市。那一年，上海人口為240萬，比第二名的廣州多80萬，比第三名的天津多150萬，差不多是北京人口的3倍，並超過後四名即蘇州、重慶、香港、成都四座城市的人口總和。
民國時期上海外灘景象
移民人口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至關重要。近代以來，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總人口的80%左右。這些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為全國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與活動提供瞭難得的土壤。建黨初期，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領導人，從江蘇、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廣東，各處都有。他們在上海都有同鄉甚至親屬，這是移民社會為他們提供的極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沒有嚴格的戶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別的城市可以推行，卻在上海難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徹底。這為中共領導的秘密鬥爭提供瞭比較理想的場所。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閘北的中央辦公處住瞭近3個月，對外以報關行職業為掩護。這所房子裡住瞭3戶人傢，即毛澤東楊開慧夫婦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以及羅章龍一傢，都是湖南人。這是當時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個地方的人習慣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地段或同一幢房子裡。
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兩百多個。它們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個府有一兩個同鄉組織，有時候是一個縣就有一兩個同鄉組織。同鄉組織、同業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都很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早期發動民眾起來鬥爭的時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發動，就要利用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全部是知識分子；其早期活躍分子，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歸國人員。他們瞭解中國情況、瞭解外國的情況，所以成為民族最先覺醒的部分。知識分子集聚的程度、數量的多少，直接影響黨的活動。建黨以前，中國集聚知識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幾所大學，數量遠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識分子除瞭在大學裡，還活躍在諸多文化機構，包括商務印書館和報刊，以及律師事務所等。
便捷的交通和通訊系統
很長一段時間裡，全國沒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這麼發達的交通系統。上海襟江帶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國外，不少都必須經過上海。上海航運系統在19世紀後期已經形成，有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占全國總數的1/5以上。晚清時候，上海就有鐵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連至寧波，進而與全國鐵路網相連。
上海的市內交通也遠比全國其他城市發達。中國共產黨人要搞工人活動，特別是搞地下活動，市內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撐條件。晚清時期，上海已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出租汽車等交通工具。到瞭民國時期，又增加無軌電車、機動渡輪、公共汽車，公交車輛線路更多。
這一時期，上海道路系統多元而復雜。尤其是南市、閘北、滬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車很難開進去。汽車不能進去，黃包車卻可以行駛。對於隱蔽戰線的鬥爭而言，這反倒更加有利於隱藏。所以，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對於黨組織在上海的活動有特別的價值。這也是日後中共中央機關長期設於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國時期上海的市內交通
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國相連接。上海口岸停泊著眾多國傢的郵船，國內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等在上海均設有郵局。通訊方面，到19世紀末，上海的國際電報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以經香港與歐美各國通報； 國內通報更是四通八達，北到北京，東北到山海關，西北到西安，西到漢口，西南到瀘州，南到廣州。這一通訊系統的建立首先是為瞭滿足商業、軍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觀上也為政黨活動提供瞭便利條件。一個現代性政黨要搞各種活動，必須依托現代的通訊系統。
就與外部聯系而言，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需要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等領導人，常常在全國各地活動；在上海市內，中共組織大多數時候處於秘密狀態，黨員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和方式時常變換 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網絡，是很難想象的。
以處理顧順章叛變為例。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25日晚，人在南京的錢壯飛獲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報就傳遞到人在上海的周恩來這裡。周恩來立即安排中共領導機關轉移，並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報員胡底轉移。等顧順章到達南京見蔣介石時，周恩來這邊已經轉移妥當。
再以第四次反圍剿信息傳遞為例。1932年夏，蔣介石籌劃第四次對蘇區的 圍剿 ，擬定瞭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所謂的掩體戰略。共產國際派到上海來的紅色間諜左爾格獲悉此情報後，立即將情報交給陳翰笙。陳翰笙通過宋慶齡，及時把這個重要情報送到瞭蘇區。當時，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力。得到情報後，他們立即作戰術轉移，使國民黨軍撲瞭個空，又一次粉碎瞭蔣介石的圖謀。這個事件從一個側面說明，沒有便捷的通訊系統，就難有革命的勝利。類似例子，在中共黨史、軍事史中不勝枚舉。
可資利用的 安全縫隙
1949年以前的28年裡，有1/3以上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地在設於上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瞭上海五方雜處、華洋混處的縫隙效應。
五方雜處，使得近代上海社會更具異質性、匿名性和流動性特點。據鄧穎超回憶： 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傢，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瞭不起瞭。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隻要給錢就行。 這說明瞭上海社會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瞭共產黨人的得心應手。
民國時期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華洋混處，則使外國人在上海活動成為正常現象。1920年的上海，差不多有5000名俄僑。這些俄僑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產黨人活動較多的地方，這為共產國際開展工作提供瞭方便。
一段時間裡，共產國際支援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就是通過上海轉運到延安的。共產國際匯來的是美元，而美元在中國不能流通。於是，中共中央派毛澤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橋附近開辦瞭一傢申莊貨棧，把援款通過買公債、股票等方式，分批換成通用貨幣。然後，或輾轉帶到陜北，或購買紅軍急需的物資，如通訊設備、印刷器材等。這些都是共產黨人瞭解上海城市特點、自覺利用這些特點進行鬥爭的典型事例。
蘇區需要一些特別的藥品、電臺等東西，但靠土法子是沒辦法生產出來的。此時，上海城市的價值就至關重要瞭。特別是醫藥方面，宋慶齡從國際上運瞭很多支援根據地的物資，都是通過上海這個渠道運送過去的。所以，上海在這方面起到瞭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根據地所無法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黨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離湖南更近的武漢、廣州，也正是看中瞭上海的特殊性。
總的來看，以上幾個系統，即思想傳播系統、社會基礎、交通系統、郵政通訊、組織系統、安全系數，歸結到底都與上海城市的集聚性、特殊性有關。這兩個特性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特殊性刺激瞭集聚性，集聚性增強瞭特殊性。疊加在一起，就構成瞭上海在紅色資源方面的唯一性。這種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國的紅色資源版圖上，格外亮眼又極其重要。
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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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上海外灘景象
移民人口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至關重要。近代以來，上海移民通常占城市總人口的80%左右。這些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包括江蘇、浙江、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如此高比例、多來源的移民人口，為全國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與活動提供瞭難得的土壤。建黨初期，在上海活動的中共領導人，從江蘇、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廣東，各處都有。他們在上海都有同鄉甚至親屬，這是移民社會為他們提供的極大便利。
近代上海也沒有嚴格的戶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別的城市可以推行，卻在上海難以推行下去或者推行不徹底。這為中共領導的秘密鬥爭提供瞭比較理想的場所。1923年，毛澤東在上海閘北的中央辦公處住瞭近3個月，對外以報關行職業為掩護。這所房子裡住瞭3戶人傢，即毛澤東楊開慧夫婦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以及羅章龍一傢，都是湖南人。這是當時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同一個地方的人習慣於集中居住在同一個地段或同一幢房子裡。
從晚清到民國，上海會館公所的數量，少的時候有五六十個，多的時候有兩百多個。它們為各地移民提供安排住宿、介紹工作、排解糾紛、防病治病、聯絡鄉誼等服務，有的還提供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人，在上海有的是一個府有一兩個同鄉組織，有時候是一個縣就有一兩個同鄉組織。同鄉組織、同業組織，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都很重要的社會組織。在早期發動民眾起來鬥爭的時候，常常是一群一群地發動，就要利用業已存在的各種社會組織和團體。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全部是知識分子；其早期活躍分子，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尤其是留學歸國人員。他們瞭解中國情況、瞭解外國的情況，所以成為民族最先覺醒的部分。知識分子集聚的程度、數量的多少，直接影響黨的活動。建黨以前，中國集聚知識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識分子主要集中在幾所大學，數量遠不及上海。上海的知識分子除瞭在大學裡，還活躍在諸多文化機構，包括商務印書館和報刊，以及律師事務所等。
便捷的交通和通訊系統
很長一段時間裡，全國沒有哪一座城市有上海這麼發達的交通系統。上海襟江帶海，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國外，不少都必須經過上海。上海航運系統在19世紀後期已經形成，有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占全國總數的1/5以上。晚清時候，上海就有鐵路通往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杭州連至寧波，進而與全國鐵路網相連。
上海的市內交通也遠比全國其他城市發達。中國共產黨人要搞工人活動，特別是搞地下活動，市內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撐條件。晚清時期，上海已有人力車、馬車、有軌電車、出租汽車等交通工具。到瞭民國時期，又增加無軌電車、機動渡輪、公共汽車，公交車輛線路更多。
這一時期，上海道路系統多元而復雜。尤其是南市、閘北、滬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車很難開進去。汽車不能進去，黃包車卻可以行駛。對於隱蔽戰線的鬥爭而言，這反倒更加有利於隱藏。所以，有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對於黨組織在上海的活動有特別的價值。這也是日後中共中央機關長期設於上海的一個重要原因。
民國時期上海的市內交通
民國時期，上海郵路可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國相連接。上海口岸停泊著眾多國傢的郵船，國內郵差線經上海可聯郵世界各國。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俄國等在上海均設有郵局。通訊方面，到19世紀末，上海的國際電報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以經香港與歐美各國通報； 國內通報更是四通八達，北到北京，東北到山海關，西北到西安，西到漢口，西南到瀘州，南到廣州。這一通訊系統的建立首先是為瞭滿足商業、軍事等方面的需要，但客觀上也為政黨活動提供瞭便利條件。一個現代性政黨要搞各種活動，必須依托現代的通訊系統。
就與外部聯系而言，中共中央與各地黨組織之間、與共產國際之間，需要保持密切而通暢的聯系。周恩來、李立三、劉少奇、陳賡、陳毅等領導人，常常在全國各地活動；在上海市內，中共組織大多數時候處於秘密狀態，黨員住處時常變換，聯絡地點和方式時常變換 在這種狀態下，沒有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網絡，是很難想象的。
以處理顧順章叛變為例。1931年4月24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25日晚，人在南京的錢壯飛獲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報就傳遞到人在上海的周恩來這裡。周恩來立即安排中共領導機關轉移，並安排天津的中共地下情報員胡底轉移。等顧順章到達南京見蔣介石時，周恩來這邊已經轉移妥當。
再以第四次反圍剿信息傳遞為例。1932年夏，蔣介石籌劃第四次對蘇區的 圍剿 ，擬定瞭對鄂豫皖根據地的具體進攻計劃，以及所謂的掩體戰略。共產國際派到上海來的紅色間諜左爾格獲悉此情報後，立即將情報交給陳翰笙。陳翰笙通過宋慶齡，及時把這個重要情報送到瞭蘇區。當時，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以徐向前任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為主力。得到情報後，他們立即作戰術轉移，使國民黨軍撲瞭個空，又一次粉碎瞭蔣介石的圖謀。這個事件從一個側面說明，沒有便捷的通訊系統，就難有革命的勝利。類似例子，在中共黨史、軍事史中不勝枚舉。
可資利用的 安全縫隙
1949年以前的28年裡，有1/3以上的時間，中共中央機關所地在設於上海。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瞭上海五方雜處、華洋混處的縫隙效應。
五方雜處，使得近代上海社會更具異質性、匿名性和流動性特點。據鄧穎超回憶： 我們的住處隻有兩三個同志知道。還經常搬傢，有的地方住半個月，有的地方住一個月，有的長一點，但住一年就瞭不起瞭。每住一處，改用一個名字。名字隨我們起，二房東隻要給錢就行。 這說明瞭上海社會生活的便利性，也表明瞭共產黨人的得心應手。
民國時期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華洋混處，則使外國人在上海活動成為正常現象。1920年的上海，差不多有5000名俄僑。這些俄僑活動比較集中的地方，正好是共產黨人活動較多的地方，這為共產國際開展工作提供瞭方便。
一段時間裡，共產國際支援中國共產黨的經費，就是通過上海轉運到延安的。共產國際匯來的是美元，而美元在中國不能流通。於是，中共中央派毛澤民等人到上海，在泥城橋附近開辦瞭一傢申莊貨棧，把援款通過買公債、股票等方式，分批換成通用貨幣。然後，或輾轉帶到陜北，或購買紅軍急需的物資，如通訊設備、印刷器材等。這些都是共產黨人瞭解上海城市特點、自覺利用這些特點進行鬥爭的典型事例。
蘇區需要一些特別的藥品、電臺等東西，但靠土法子是沒辦法生產出來的。此時，上海城市的價值就至關重要瞭。特別是醫藥方面，宋慶齡從國際上運瞭很多支援根據地的物資，都是通過上海這個渠道運送過去的。所以，上海在這方面起到瞭其他一些城市或者根據地所無法起到的重要作用。此外，毛岸英三兄弟被地下黨安排到在上海，而不是離湖南更近的武漢、廣州，也正是看中瞭上海的特殊性。
總的來看，以上幾個系統，即思想傳播系統、社會基礎、交通系統、郵政通訊、組織系統、安全系數，歸結到底都與上海城市的集聚性、特殊性有關。這兩個特性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特殊性刺激瞭集聚性，集聚性增強瞭特殊性。疊加在一起，就構成瞭上海在紅色資源方面的唯一性。這種唯一性，使得上海在中國的紅色資源版圖上，格外亮眼又極其重要。
近代上海的紅色資源為何格外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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